一个“踩”字两重天

刘吉同

中国首席大法官肖扬，每次下基层总是对司机交待：“遇到‘拦轿’喊冤的百姓，不要踩油门，而是要踩刹车”。

同样的一个“踩”字，却将官员的境界截然分开：一个是崇高，一个是低下。后者之“踩”，踩出了一个人民公仆对民众的殷殷之情。其一，关心民瘼，同情弱者。试想，那些“拦轿”喊冤的人，有几个会是威风一方的达官贵人，又有几个会是腰缠万贯的一方富豪，恐怕大都是些草根阶层的平民。或被恶官所欺，或被黑势力所害，或饱尝了贪官庸吏所埋下的苦果，从而被迫走上了“喊冤”这条路。其二，不摆官架，以人为本。如果没有对普通百姓的爱，如果心里很在意自己的高官身份，如果自视高人一等乃至几等，如果认为眼中的百姓只是些低素质的芸芸众生，那么，在“拦轿”喊冤的人面前，很可能就是不屑一顾地“踩油门”而浩浩荡荡地绝尘而去。然而，肖扬同志却不是这样。从他身上，还让人看到了一种传承和继续，至今仍被民间口碑津津乐道和文艺创作所赞扬，比如包公、于谦们身上所体现的，那就是千百年来中国的正直官员所具有的亲民情结，其精髓可用郑板桥那首诗来概括：“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种精神，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留下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然而，在这可贵的“踩刹车”的同时，还有不少人总是在“踩油门”。在这些人的潜意识里，“拦轿”喊冤的多是些“刁民”，属典型的“不安定因素”。尔等对之的态度就应该是：一是回避，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便硬着头皮应付。说些大话、空话，打打官腔，甚至哄与骗。二是打压，用政治的、行政的、经济的乃至司法的手段打压他们。我知道一位农村青年，因为他的伯父曾越级上访，而在他当兵时被政审不合格而不能入伍，显然这里用的是“株连法”。佘祥林的老娘，被收拾得就更惨了。如果上级一位领导人尤其是中央领导人来到了治地，有人去“拦轿”喊冤，这种事在他们眼里，那更是大逆不道、罪加一等的“政治事件”，事后必对“拦轿”者下手更狠。为什么？说穿了，是“拦轿”喊冤者破坏了其人治下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在“大官”面前给他抹了黑，丢了丑，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政绩和升迁。在这种情势下，于是，“拦轿”喊冤的常被这些人治理得要么横下一条心为讨回公道，数年奔波在上访路上，最后的结果是倾家荡产，沦为赤贫；要么铤而走险，以暴制暴，拼个鱼死网破，最后同归于尽。比如山西晋中市的胡文海，一夜之间，连杀了14口人；最可悲的，是反过来报复社会，使更多的无辜遭殃。比如制造了苏州市小剑桥幼儿园血案的杨国柱，家乡的恶吏逼得他家破人亡，在官官相护、状告无门的情况下，这个在苏州以修表为业的老实农民，却举起屠刀挥向了天真烂漫的幼儿(事见2004年3月23日《宝安日报》)；而更多的，则是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信奉屈死不告状，在浑浑噩噩、苟且偷生中屈辱地打发人生。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啊！

还应该看到，之所以有人“拦轿”喊冤，原因很可能是有人枉法，老百姓有理打不赢官司，故而只有求救于“青天”了。这说明我们离法治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假若有一天中国的司法状况大为改观，法大于权，法就是天，那么，“拦轿”喊冤的人便会大为减少。记得海湾战争期间，参战的英军士兵回国后，因铀辐射等原因使相当一部分人患上了“战争综合症”，使其患各种疾病的概率超过了常人的数倍，而国家相关的待遇又不兑现。于是，一怒之下这些士兵将国防部告上了法庭(《新民晚报》2005年12月4日)。区区士兵不甘于“牺牲我一个，幸福天下人”，反过来敢于和最高统帅部叫板。法律如此给人撑腰，那么，何必“拦轿”，又何必去找“青天”呢？（摘自《杂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