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论王阳明的教育哲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读王阳明的《传习录》有感

基础部党支部 汤云飞

王阳明生于明朝中叶正德、嘉庆年间，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在政治学、哲学、教育学等方面多有建树和创新。其中他的教育哲学思想，尤其值得我们扬弃和借鉴，

一、“致良知”的教育思想

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是融合在他的哲学思想之中的，是其哲学思想的具体运用。因此，要剖析其教育思想，必须首先从其哲学思想体系入手。王阳明的哲学思想是与当时的程朱理学相对而出现的，他认为当时程朱理学的谬误在于“不知心即理”，而导致“析心与理为二”，进而又“外心以求理”，致使“知行之所以为二也”。对此，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心即理”，并指出“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随散在万物，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于此，他提出了“心即理”；在王阳明看来，既然“心即理”，则求理只需向内心求索，知行自然合一。他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到了晚年，王阳明又提出“致良知”说。指出：“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又说：“吾生平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这样，“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位一体，构成了王阳明心学的完整体系。从“心即理”出发，王阳明逻辑地确定了“心外无学”的教育本质论，他说：“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在王阳明看来，尽心之学就是明伦之学。他说：“圣贤之学，明伦而已。”“明伦之外无学矣。”所谓“明伦”，实质就是“为善去恶”。他从多次镇压农民起义的实践中，深刻地体验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为了“破心中贼”，达到“为善去恶”，他大办教育，这样，他就确定了“破心中贼”的教育目的论，而教育目的决定着教育内容。为了达到既定的教育目的，王阳明认为必须以《六经》为教材，他说；“《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歌吟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辩焉，所以尊《春秋》也。”可见，正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即理”哲学体系，决定了王阳明保守的教育本质论、教育目的论和教育内容论。对此，我们必须加以批判地继承。在论述教育的作用时，王阳明是从“良知”的本身特点开启的。他首先认为良知是与生俱来，不学自能，不教自会，即所谓“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其次，它为人人所具有，不分圣愚，“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再次，它不会泯灭，“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也不会消失，“虽妄念之发而良知未尝不在”，“虽昏塞之极而良知未尝不明”。不过，“良知”也有致命的弱点，即在与外物接触中，由于受物欲的引诱，会受昏蔽。所以，王阳明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去除物欲；对于“良知”的昏蔽，他说得很明确，“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学以去其昏蔽”的目的是为了发明本心所具有的“良知”。所以，从积极的角度来说，王阳明又认为教育的作用是“明其心”。他指出：“君子之学，以明其心，其心本无昧也，而欲为之蔽，习为之害，故去蔽与害而明复。”无论是“学以去其昏蔽”，还是“明其心”，其实质是相同的，即在王阳明看来，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实现“存天理、灭人欲”的根本任务，是为了去除物欲对“良知”的昏蔽，因此它“不假外求”，而重在“内求”，即强调入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自觉“胜私复理”，“去恶为善”。王阳明的教育作用论思想中所包含的这些合理因素，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致良知”的教育原则

与其教育内容相适应，王阳明在长期的学术活动和教学实践中总结和提出了一系列教学原则，其中不少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加以学习和借鉴。

（一）、谦虚谨慎、志存高远

王阳明从“心是主宰”、“心是本体”出发，强调达到“良知”，必须从“致”上下功夫，即首先要有志，树立远大理想和目标。他一再指出：

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以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

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壅灌溉，劳苦无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卒归于污下者，凡以志之费立也。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能旷废隳惰，玩岁偈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焉。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

王阳明将“立志”比喻为“人之命”、“木之根”、“水之源”，要求“君子之学”，无时无处都要以“立志”为事，视“立志”为学习的首要问题。在王阳明看来，人们之所以“志不立”，是因为人们有“一毫私欲之荫”。那么应如何立志？他认为“责志之功，其于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盖于终身学问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这里，他实际上是主张以“立志”树立善良的动机和情感，他所谓“立志”是指学习的目的和理想的问题。王阳明认为“致知”，除“立志”外，还要有正确的学习态度，应当谦虚戒傲，他说；“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之魁”；“学谦虚”“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为“勤确谦抑为之”。“致知”与“力行”必须统一，这便是“知行合一”，是“良知”与“致良知”功夫的统一。它们之间的统一是动态的统一，“良知”是“变化不居”，并非固定不变的东西，“良知”乃是在“变化气质”中展现出来。“气质”的变化就是要通过“行”的体验活动，历经生活中的各种磨练。王阳明一生浮沉仕海，遭阉党刘瑾陷害，历经各种风险。为此，常以自己的亲身体验教育学生。

（二）、教学相长、寓教寓乐

王阳明认为师生之间或同道朋友之间，存在着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关系。他曾指出：“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某于道未有所得，其学卤莽而，谬为诸生相从于此，每终夜以思，恶且未免，况于过呼？人谓事师无犯无隐，而遂谓师无可谏，非也；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而。使吾而是也，因得以去其非，盖教学相长也。”王阳明不仅这样说，也确实这样做的。例如，他经常号召学生：“诸生善责，当自吾始！”同时他在讲学活动中还十分重视有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讲学之余有文娱活动，极其活跃“歌声彻昏旦”。钱德洪是他的高足弟子，一生从事阳明学的传播，对老师的寓教寓乐的教学方法曾做过生动的描绘。他曾介绍王阳明在绍兴稽山书院讲学时的情景：“中秋月白如昼，先生命侍者设席于碧霞池上，门人在侍者百余人，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先生见诸生兴剧，退而作诗，有‘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之句。”这简直是幅极其优美的师生同乐图。试想，处于此景此情，学生接受知识，还会觉得乏味吗？教育是不能强制接受的，不能是单一、机械、模式化的。教育内容是为了开发人的潜能服务的，愉快的、自然的教育才能激发人的潜能和创造力，王阳明对此作了很好的指点。

（三）、因材适教、发挥个性

王阳明指出：“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人们的资历和素质不同，施行教育时不能超越等第。他用良医治病必须对症下药和种植树木来做比喻，说明了因材施教的重要性。指出：“夫良医之治病，随其疾之虚实强弱，塞热内外，而斟酌加减，调理补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君子养心之学，亦何以异于是？”“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若幼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要倾上，便浸坏它了。”无论是把学生比作病人还是比作树，都强调了学生的个性发展；教师为把学生培养成合格的人才，也必须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实施不同的教育。王阳明基于此曾把学生分为年龄之异、才能之异等类别，譬如他指出：“徐曰仁之温恭，蔡希渊之深潜，朱守忠之明敏，吾所不及也。……王艮，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然后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教以不同的内容，充分发展学生个性。王阳明很注重学生身心发展和个性培养的教育记载，充分展现了大师的教育哲学思想具有深刻的人文主义思想。

王阳明的教育哲学思想是他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也决定了它与整个哲学思想体系一样，其教育哲学思想也有其两重性。从总体来说，其“心外无学”的教育本质论、“破心中贼”的教育目的论与以《六经》为主的教育内容论，主要体现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但其采取的一些教育原则和方法包含了许多合理的因素，至今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因此，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结合我们当今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加以批判的继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样既有利我们全面、正确地分析王阳明的教育哲学思想，又有利我们借鉴其教育哲学思想中的合理积极因素，为我国的教育改革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良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