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

——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有感

基础部党支部 侯春慧

刘少奇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为党的建设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代表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下简称《论修养》）问世70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党员政治觉悟的经典文献，总印数以千万计，并翻译成英文、日文、捷文、荷文、西班牙文等多种文本，先后在几十个国家发行，在党内外、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论修养》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上，创造性地建立了共产党员个人进行党性修养的系统理论，解决了党的建设中一个永久性的课题。《论修养》的一大特色，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并且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党性修养融为一体的历史必然性。这就是说，一方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充分认识党员进行党性修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党性修养解决好党员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刘少奇的这一思想，是我们党关于党的建设理论宝库中的璀璨明珠。许多学者都认为，《论修养》是一篇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修养理论进行批判地继承、转换、提升和超越的典范之作。

关于“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论修养》从需要和可能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从道德修养的必要性来看，这是共产党员承担的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决定的。刘少奇指出：“我们共产党员，是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现代担当者和推动者。共产党员是在不断同反革命的斗争中去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应当自觉地在改造社会的斗争中改造自己。刘少奇紧紧扣住改造社会与改造自己的关系这一关键，来阐明共产党员进行修养的必要性，这就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儒家伦理道德修养理论相融合的契合点。儒家历来高度重视人的道德修养问题，认为修身是人们为了培养优良品质，担当社会责任而进行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过程。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所谓“修己”，就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孔子在这里强调，君子修身的目的，一是为了敬重自己的事业，二是为了使他人得到安乐，三是为了使天下的百姓都能得到安乐。这是一层比一层高的要求。孔子认为，“修己以安百姓”，是君子修身的最高标准，就是尧、舜这样的圣人也难以完全做到。很显然，孔子是把道德修养和担当天下重任联系在一起的。《大学》把“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作为道德修养的三大纲领，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道德修养的八个步骤，充分体现了孔子的思想。这说明，儒家的道德修养，追求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完善，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完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传统道德修养理论从总体倾向来看，是把个人的心性修养放在首位的，它所讲的“行”，也主要局限在个人的道德实践方面，对于社会实践则重视不够。《论修养》在继承传统道德修养理论精华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了个人修养与社会实践的关系，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共产党员要从党性的高度，在改造社会的革命实践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进而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共产党人进行道德修养的理论。

从道德修养的可能性来看，《论修养》从人性的可变性切入，进行具体分析和阐述，这与传统道德修养理论的思维路径也是契合的。儒家的修身理论就是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之上的。孔子从人与人相比较的角度指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他认为，人和人在与生俱来的本能上是彼此接近的，只是由于后天的习染不同、环境影响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个人努力不同，从而形成了很大的差别。孟子提出的“性善论”，强调人的自觉的道德修养在人性完善过程中的作用。荀子提出的“性恶论”，则强调道德教化和礼法约束的重要性。他们虽然各有片面性，但是，都从一个侧面对人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都指明了人性的可变性。《论修养》也是循着这一思想路径论证道德修养的可能性的。刘少奇指出：“我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可能改造的”，“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不变的、完美的、神圣的，不需要改造的、不可能改造的。”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引用了孔子和孟子的话：“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个封建思想家在这里所说的是他自己修养的过程，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圣人’。”“ 另一个封建思想家孟子也说过，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这就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对人性可变性的论证，扬弃了传统伦理思想对人性的抽象理解，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人性问题放到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行考察，从而为人性的变化发展找到了历史的客观依据。他说，“人类本身，人类社会，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过程”，“ 人类在和自然界的不断斗争中，不断地改造自然界，同时也不断地改造着人类自己，改造着人们彼此间的关系。人们的本身，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形式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等，都是在社会的人们和自然界的长年斗争中不断地改造和进步的。”“人们不但在和自然界的斗争中，而且在社会阶级的斗争中，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同时也改造着人们自己。”人性的这种可变性不仅贯穿于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之中，而且反映在每个人身上。刘少奇举例说，几个共产党员一起去参加某种群众的革命斗争，在大体一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去参加革命实践，这种革命斗争对于这些党员所起的影响，可能完全不是一样的。有的进步快，有的进步慢，有的甚至动摇了。他由此得出结论：“革命者在革命斗争中的主观努力和修养，对于改造和提高革命者自己，是完全必需的，决不可少的。”

关于共产党员进行党性修养的目标。传统道德修养理论把古代圣贤作为道德楷模，刘少奇也主张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要树立理想的道德人格和道德楷模，所不同的是，他把学习古代圣贤的传统套路转换成为“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和品质，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刘少奇指出，要“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品质，作为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模范。”他在回答有人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和品质，“是学习不到的，要把自己的思想和品质提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和品质那样的高度，也是不可能的”观点时说：“《孟子》上有这样一句话：‘人皆可以为尧舜’，我看这句话说得不错。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努力锻炼，认真修养，尽可能地逐步地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品质，不应该望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伟大的革命家的思想和品质，认为高不可攀，就自暴自弃，畏葸不前。如果这样，那就会变成‘政治上的庸人’，不可雕的‘朽木’。” 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他并没有为人们设立一个不可逾越的边界，而是强调了主观能动性在道德修养上的重要性。孟子讲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对孔子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刘少奇借鉴这个思路，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加以发挥，他说：“我们普通的同志，今天诚然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高的天才，那样渊博的科学的知识，我们大多数的同志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不能达到他们那样高深和渊博。但是，我们同志只要真正有决心，真正自觉地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岗位，真正具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并且始终不脱离当前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的伟大而深刻的革命运动，努力学习、锻炼和修养，那么，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在工作和斗争中培养马克思和列宁那样的作风，不断提高自己的革命品质，成为马克思、列宁式的政治家，这是完全可能的。”刘少奇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必需的修养。”“是每个党员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这就十分清楚地把共产党员的道德修养和传统意义上的道德修养，从本质上区别开来了。

关于共产党员进行党性修养的路径和方法。儒家传统的修身理论一是强调“内省”和“慎独”，二是强调“格物致知”，三是强调学习经典。刘少奇提出的党员修养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他在论述共产党员应当怎样进行党性修养和锻炼的时候，批判地继承了儒家的上述三种方法，并且成功地予以改造和提升。

刘少奇说：“在中国古时，曾子说过‘吾日三省吾身’，这是说自我反省的问题。《诗经》上有这样著名的诗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是说朋友之间要互相帮助，互相批评。”“这一切都说明，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必须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他特别强调了“慎独”的重要性，他说，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也可能最诚恳、坦白和愉快。因为他无私心，在党内没有要隐藏的事情，‘事无不可对人言’，除开关心党和革命的利益以外，没有个人的得失和忧愁。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在继承传统修养方法合理因素的同时，刘少奇也指出了这种修养方法的弊端，他说：“古代许多人的所谓修养，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他们片面夸大主观的作用，以为只要保持他们抽象的‘善良之心’，就可以改变现实，改变社会和改变自己。这当然是虚妄的。我们不能这样去修养。我们是革命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

刘少奇认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在革命的实践中修养和锻炼，而这种修养和锻炼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这一观点也是对“格物致知”的扬弃。孔子关于修身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躬行君子”，就是要亲身实践君子之道。他说：“书本上的知识，大概我可以赶得上别人。身体力行君子之道，那我还做得很不够呀！”（《论语.述而》）他一向强调君子要言行一致，知错必改，认为行动比言语更重要。《大学》中提出的“格物致知”，引申和发挥了孔子的思想。然而对于什么是“格物致知”，后世有多种解释。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是宋明理学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把内心固有的知识推及于物。陆王心学说得更直截了当，“格物”就是去掉心中的物欲，“致知”就是“致良知”，“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传习录》中）。这种观点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内敛，向内用功，注重内在超越。忽视社会实践。二是明清实学认为，“格物”就是亲手去做那件事，“手格其物而后知至”（《四书正误》）。这种观点强调恢复孔门“六艺之教”重视实际行动的传统，主张“行先知后”，认识来源于实践。刘少奇把“在革命的实践中修养和锻炼”视为共产党员最重要的修养方法，正是对实学思潮的继承和弘扬。他要求共产党员要虚心地学习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高贵品质，并且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运用到自己的生活、言论、行动和工作中去，不断地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识中的一切与此相反的东西。要虚心地倾听同志们和群众的意见和批评，仔细地研究生活中、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细心地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根据这些去检验自己对于马列主义的了解是否正确，运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是否正确，去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而加以纠正，去改进自己的工作。刘少奇十分肯定地说：“这应该是我们共产党员修养的方法。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方法，和其他唯心主义的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的修养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员不但要在革命的实践中改造自己，“而且要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这和传统修身理论重视学习经典的路径也是契合的。刘少奇指出：“人的言论行动，都是由人的思想意识来作指导的。而人的思想意识又常常和他的世界观分不开的。”他引用列宁的话说：“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因此，共产党员必须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并且把理论学习同思想意识的修养和锻炼密切地联系起来，绝不应该使两者分割开来。刘少奇批评了那种认为坚定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理论和方法没有关系、认为只要自己革命坚决学习不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无关紧要、认为只要家庭出身好用不着学习马列主义也能成为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等错误观点，强调指出，共产主义道德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为指导的，因此共产主义道德修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如果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把理论学习与思想意识统一起来，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就会有“迷失方向、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刘少奇还强调，要把“学习我国历代圣贤优美的对我们有用的遗教”与“学习马列主义”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他引用的几条孔子和孟子的名言，此外，他还要求共产党员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的情怀，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他还说： “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在必要的时候，对于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是被视为当然的事情。等等。

《论修养》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为“宣扬孔孟之道、鼓吹封资修的黑修养”，但是真理的光芒是遮不住的。《论修养》问世70多年来，至今魅力不减。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刘少奇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刘少奇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同中华民族的优良思想道德结合起来”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指出：“他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求自己的党员紧密结合党的阶级性质、最高理想、当前任务，在革命的实践中努力加强个人的思想、品德、作风修养，努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同中华民族的优良思想道德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