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明确战略人才是支撑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力量，要把建设战略人才力量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做出重要部署，提出努力培养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这是党中央立足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从科教兴国战略、创新驱动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的创新链系统结构视角，赋予战略人才力量更为丰富深刻的内涵。
目前，从国内外文献研究看，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定义，也没有形成基本共识。从政策研究角度，笔者认为其内涵可以理解为：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特指服务于国家战略需要的各层次科技创新人才，也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主体。他们由国家统一规划和政策支持，主要从事国际科技前沿基础研究、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承担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是国家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战略新兴产业、科技领军企业的创新人才形成协同优势与系统集成的力量。
从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建设实践看，未来人才工作需要打破原有的以行业和职业静态划分人才队伍类别的传统做法，明确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分类新理念。
首先，从人才存量角度看，战略人才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专指站在国际科技前沿、引领科技自主创新、承担国家战略科技任务的科技人才队伍，是支撑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力量。
其次，从增量角度看，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需要高质量的自主培养战略人才方阵，培养战略人才是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系统集成，全方位的培养选拔和动态储备过程。这就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培养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等七类人才的更宽视野和重要意义。
第三，从流量角度看，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形成人才国际竞争比较优势，必然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战略，集聚全球高端战略人才和创新资源。因此，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理应包括吸引汇集全球战略人才，营造开放创新生态，更加积极开展大科学的国际合作项目、对外合作办学、建立和吸引国际组织和产业联盟，建设世界战略人才高地。
从以上三个视角出发，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必须把制度创新和深化改革放在首位来抓。
国家战略人才的突出矛盾仍然是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主要原因就在于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以及青年科技人才的选拔使用和激励机制方面，“破”得不够、“立”得也不够的体制机制障碍。
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必须坚持党对国家战略人才工作的领导，精准施策，通过建立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抓好存量人才的结构性调整和激发活力改革。
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是把政策集中优势与市场配置优势、国家创新平台优势与地方组织动员优势、部门整体协同优势与社会组织服务优势进行制度性整合。
中央部署的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和集聚平台，是集聚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最有效的途径，要在高地建设中由中央统筹国家各部门在政策供给、资源配置、改革深化、国际开放等方面提供重点支持，允许国家特殊战略人才特事特办、一人一策，开展一批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如探索建立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直接委托战略科学家领衔机制，选派战略科学家直接担任国家实验室和重点实验室负责人，或组建实验室，赋予科技领军人才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扩大经费包干制实施范围，营造潜心研究的科研环境。
要把国家战略人才的政策重心转到青年科技人才，让他们当主角挑大梁，40岁以下青年人才担任国家重大科技任务、重大平台基地、重点攻关课题负责人的要达到一定比例，在科研经费、团队建设、承担项目、实验室建设等方面提供稳定支持。
由国家遴选一批优秀科研人员到企业从事国家重大科技工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开展人才管理授权规范试点，提出人才管理重要环节的授权清单或负面清单。加大国有企业科技人才薪酬分配激励力度，对有关科技领军人才和骨干人才实行特殊支持政策。科研人员离岗创业取得的工作业绩，可作为职称评审、岗位竞聘、考核奖励等重要依据。
人才竞争说到底是国家战略人才的制度竞争。近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发表了《身陷囹圄：美国华人科学家的恐惧》。其中提到，2019-2021年间，有3878名华人科学家离开美国科研机构回到中国开展研究，尽管他们大多数已经在国外顶尖大学拥有终身教职。在2021年，有1490名学者归国，这一趋势达到20年来的顶峰。
2021年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调人才自主培养，绝不意味着自我隔绝。要结合新形势加强人才国际交流，坚持全球视野、世界一流水平，千方百计引进那些能为我所用的顶尖人才，使更多全球智慧资源、创新要素为我所用。”因此，引进培养国家战略人才的方略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下去，但同时也要改进战略人才培养支持方式，中央加强统筹各类战略人才重点培养工程和支持计划，完善支持政策，创新支持方式。
同时，要打造好人才集聚的创新载体建设。积极打造以国家实验室为主轴，以各级重点实验室、企业实验室、各类专业实验室为支撑的实验室体系，集聚和培养高水平人才和创新团队。在人才培养和创新团队建设上提出更加明确的目标任务和举措，特别是在为年轻科学家成长创造良好环境、造就一批领军人才和科技帅才上有更大作为，使国家实验室成为尖端科研人才的种子队、孵化器。
培养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大计，当今世界人才的竞争首先是人才培养的竞争。要聚焦解决基础研究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问题，从制度设计上更好发挥高校自主培养国家战略人才的主阵地作用。
立足培养基础研究人才，引导和激励高校特别是“双一流”高校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加快培养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鼓励学生开展原创性实践活动，大力提升学生的科学精神、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建设一批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推进基础学科招生培养改革，突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推进高校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改革，加大人才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全面提升国家战略人才的供给能力。持续实施“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实施“有组织攻关重大项目培育计划”，布局建设集成攻关大平台。实施“千校万企”协同创新伙伴计划。深入实施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区块链、碳中和科技创新行动。
针对我国许多产业面临工程师数量不足、质量不高问题，鼓励相关高校把培养卓越工程师作为高校建设的重要任务。深化工程教育改革，加大理工科人才培养分量，探索实行高校和企业联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工科人才的有效机制，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解决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与生产实践脱节的突出问题。
进一步集聚全球高层次人才和创新资源，实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主要是解决更加开放的战略人才生态环境问题。
美国为吸纳全球人才所推出的一系列移民新政策，在其战略人才力量建设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根据国家战略产业与战略科技发展最新需求设立“积分择优制”全新移民政策，在移民总额减少的同时，将高技术职业型移民录取比例从12%提高到57%，有针对性地吸引青年战略人才赴美工作。1986年，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提出以培养优质科技人才、工程师、科学家、数学家（STEM）来提升国家的战略竞争力。自此之后，美国历任总统都不断提出关于面向全球吸引STEM人才移民计划。去年年初，拜登政府推出一系列“突破性”新政，如通过国家利益豁免人才计划，放宽STEM专业人才拿美国绿卡的要求，同时新增22个STEM专业，延长这些专业留学生实习期和就业期限等，通过这些举措进一步强化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人才储备。这表明，在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蓄水池”方面，美国不遗余力。
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需要我们营造更加开放的战略人才生态环境。其中，比较关键的是要更好发挥用人单位主体作用。党委组织部门要指导关键用人主体制定“一人一策”个性化引进方案，对引才成效明显的用人主体予以激励。用人单位也要充分发挥主体作用，通过同学、校友、师承关系、论文联合作者、期刊编委等方式“以才引才”，并且提供事业平台、科研经费、团队支持、生活保障等一揽子支持政策。强化合法合规的合同管理。继续开展人才自主评审试点工作。在养老医疗、子女入学、配偶就业、住房、薪酬待遇、永居证申领使用等方面提供一系列特殊支持保障政策。构建高效便捷出入境和停居留服务体系，建设“一站式”服务平台，实现国际人才服务事项一站通办、一窗多办，开发线上APP和一码通，提供“网上办、码上办、一口办”等服务。
加强人才国际交流合作。组织实施向重点国家选派研究生计划，每年遴选支持一批优秀学生到世界著名大学、研究机构名师门下学习研究。支持一批重点行业、重点单位、重点学科研究人员和学生到国际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学习深造，一批教学科研人员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支持引进国际一流高校、一流科研机构来华联合办学（所），吸引支持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牵头组织一批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吸引高水平国际化科学团队、优秀工程技术团队参与大科学工程项目的建设和管理。
维护国家人才安全的重点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风险防范工作。要建立国家战略人才数据库，根据国家战略以及重点领域、重大项目明确重要人才分布，编制重要人才分布图，建立健全核心人才数据目录，强化各环节人才信息数据安全体系建设。设置人才安全防范预案，根据重要人才所处环境，设定人才安全风险等级及应对措施。进行法律风险审查和评估，研究和掌握国外不同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科研管理、人员管理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在引才过程中做好规范性审查和预警。
建立完善“长效甄别”人才诚信体系。建立完善个人诚信体系，建设法律法规，推进个人信息依法分类管理，加强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推动个人公共认证信息共享，建立重点领域个人诚信记录，完善个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建立完善国际人才科技成果信息库，发挥行业协会、学会等各类专业化社会组织力量，有序开展国际人才识别与评价，推进国际人才识别评价市场层面的国际合作。
（作者系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