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应当让劳动者更有尊严，职业污名的客观存在却对此构成了威胁（周晔等, 2020）。由于社会认同理论的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Ashforth et al., 1989），优势群体必然会通过歧视外群体进而提升内群体的自尊及社会地位，这导致了污名化现象不可避免（Meisenhach, 2010）。此外，我国社会急剧转型带来的信任危机在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催化下不断扩散和加剧，导致我国社会的污名化现象不断增加，污名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愈发严重（陈卓, 2018; 兰悦, 2018; 卢山, 2018; 张华, 2018），甚至已经出现泛污名化的问题（张昱等, 2013; 兰悦, 2018）。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旅游乱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口诛笔伐，如2018年的黑龙江雪乡宰客事件、2017年北京多家五星级酒店卫生事件、2015年青岛大虾事件以及近几年多起云南导游事件等乱象，使我国旅游行业遭受到了社会公众强加的污名，普遍面临着职业污名的威胁，如博彩业从业人员、空乘人员、导游、酒店从业者、餐厅服务员、旅游摊贩等等，都无一幸免地面临着职业污名危机（Li 等, 2020）。当前，社会强加给旅游业的职业污名给从业者甚至整个行业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严重制约着我国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除了旅游职业污名外，旅游活动中其他方面的污名亦引发了诸多不良影响，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关注。本期专题聚焦关注旅游活动中的污名问题，首先对污名这一学术概念进行简要介绍，随后分类别介绍与污名相关的旅游研究，从《旅游学刊》、Tourism Management、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等期刊选取了10篇经典文献和前沿研究与大家分享。希望本文能引起更多学者共同关注旅游中的污名，为未来旅游领域的污名研究带来有益思考。
一
什么是污名？
“污名（stigma）”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意指一种图腾标记。后指刻在或烙在奴隶、罪犯、叛徒等人身上的一种身体标记，表示这些人是不受欢迎的，需要回避和远离。1963年，Goffman将污名引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使之成为一个学术概念。他将污名定义为使个体异于常人的一种不被信任和不受欢迎的特征（例如，躯体畸形、精神疾病、越轨行为等），这种特征降低了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使一个完美的、有用的个体变成一个有污点和丧失了部分价值的人。可以说污名是社会对某些个体或群体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他将污名群体分为具有外部鲜明特征的污名群体（如酗酒者、被毁容者、残疾等）和拥有“不可见污名”的群体。（张宝山等, 2007; Goffman, 1963）。当前，被大多数学者接受，受到广泛认可的是来自Link和Phelan的定义。Link和Phelan（2001）将基于社会结构的权力概念引入污名研究，从群际关系角度系统化地总结了污名的作用过程与影响，强调污名是综合了贴标签（label，标记差异）、负面刻板印象（negative stereotype）、社会隔离（separation，区别他我）、地位丧失（status loss，社会贬低、自我贬低）和歧视（discrimination，社会排斥）这5个要素，当这5个相关的成分同时出现时，污名就存在了。同时，被污名的程度视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可得性而定，污名是优势阶层与弱势人群之间权力差异的产物。
旅游是一个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复杂现象，目前关于旅游污名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4类，分别为旅游地方污名、旅游组织污名、旅游职业污名和旅游者污名。以下将会分别针对这4类旅游污名展开论述。
二
旅游地方污名
旅游地方污名源自于人们强加给地方的不良形象，主要是康养旅游、旅游负面现象的产物。在研究中，目前主要是关于康养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缺乏旅游负面事件对旅游地造成污名的研究。
康养旅游在近几十年快速发展，它有益于游客的身心修复，但却也带来另一些问题，如因病患集聚使得地方遭受污名化。Wang等（2020）以广西巴马县这一新兴康养旅游目的地为例，采用空间污名的概念，探讨当地居民如何感知、体验和管理康养旅游的负面影响。该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作者们在巴马坡月村实地调研，通过参与式观察、非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收集数据，共采访了53名当地居民、巴马县旅游局局长、坡月村村长、8名游客和11名非本地人的小企业家，并用主题分析法分析数据。对于康养旅游导致的空间污名，文章揭示了当地居民的复杂经历、情绪和态度。研究发现，当地居民意识到他们受到外来人的歧视，他们强烈反对污名化巴马，否认“癌症村”的标签，认为巴马与其它地方并无区别。他们一方面想拒绝患病游客为巴马摆脱污名，但另一方面又高度依赖康养旅游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支持康养旅游的发展。然而，随着社会对巴马污名化的泛化，当地居民越来越担心和恐惧患病游客给他们带来负面影响，于是居民们从社会上和空间上与潜在的癌症患者进行区隔。他们把患癌游客称为“其他人”，拒绝将房子租给疑似患癌的游客，故意将自己和康养旅游者居住的地方（百魔屯）分隔开，并且主动与任何感觉被污染的空间保持物理距离。另外，居民们将自然景观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怪罪于康养旅游者，认为他们应该担负责任。该文章创新性地展现了外部世界对当地社区的污名以及当地人对康养旅游者的污名问题。
三
旅游组织污名
Hampel和Tracey（2017）通过对世界上第一家旅行社进行案例研究，深入探究了旅游组织如何实现去污化的问题。以Thomas Cook的发展历史为基础，他们分析了蒙受污名的旅游组织是如何在英国精英群体中从污名化走向合法化的过程，并构建了一个组织去污名化的模型。研究发现，施污群体污蔑一个组织，是因为他们担心该组织威胁到原有道德秩序，进而他们发动旨在削弱或消灭该组织的持续攻击。Hampel和Tracey的模型表明，一个经历过强烈反对的组织可以通过两个步骤来消除其污名并获得合法性：首先，该组织参与能够减少污名的工作，旨在通过表明它不会对受众构成威胁来尽量减少大家的公开敌意。第二，从事消除污名化的工作，旨在通过表明它能够在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来获得施污者的支持。该文章不仅很好地提出了组织实现去污名化的具体措施，还展现了施污者如何形成组织污名，及其随着时间推移的动态变化。
四
旅游职业污名
旅游职业污名是目前关于旅游与污名研究较多的领域。Wildes较早对旅游职业污名问题展开了跟踪研究，她关注的是餐饮行业的职业污名问题。Wildes（2005）探究餐饮服务员的职业污名感知对其离职倾向、职业推荐意愿的影响。研究通过分析241份问卷发现，餐饮服务工作者普遍感知到职业污名，其污名感知与餐饮业留职意愿和职业推荐意愿呈负相关。其中，青壮年（18-35岁）的感受尤为强烈，因而他们往往将这份工作视为临时工作，不会维持长期雇佣关系。随后Wildes（2007）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解决办法，考察餐饮企业对员工的内部服务质量能否有效缓解职业污名带来的影响，帮助企业吸引和留住员工。研究发现，内部服务质量能够调节职业刻板印象感知对离职意愿的影响，通过提高餐饮企业对服务员的内部服务质量，能有效地降低员工的污名感知，并进而提高他们的留职意愿和职业推荐意愿。
Li等（2020）对媒体报道在旅游职业污名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展开了深入探讨。他们指出，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的迅猛发展，新闻信息的影响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客观判断。媒体产生的新闻和职业讨论对职业形象产生了双重影响：新闻信息不仅可以通过正面新闻和行业讨论提高职业声誉，还可以通过负面新闻和讨论导致职业污名。该文章结合刻板印象内容模型和BIAS Map模型，分析新闻信息对形成导游职业污名的作用，并探究职业刻板印象（能力与温情）的中介作用以及信息来源（政府媒体、市场化商业组织媒体和个人媒体）的调节作用。他们通过三个实验发现了关于导游职业的新闻信息效价（指正面或负面新闻）可以显著影响公众对旅游职业污名的看法。在有关从业者能力的新闻信息中，正面的新闻信息能有效降低公众对旅游职业污名的感知，并且能力刻板印象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但这一关系对于有关从业者温情的新闻信息则不显著。此外，研究发现：来自商业机构和个人网络媒体的正面新闻信息能够促进公众对导游职业的能力和温暖的感知，弱化其对导游的负面刻板印象，但来自政府媒体的新闻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反而进一步加重了公众对导游职业的污名。在此基础上，黎耀奇团队（2021）还进一步考察了旅游职业污名对导游队伍带来的影响。他们聚焦于旅游业的职业污名现象和人员流失问题，以资源保存理论为基础，探讨旅游从业者职业污名感知对其离职意愿的作用机制。通过对329名旅游从业者进行问卷调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旅游从业者的职业污名感知正向影响其离职意愿；自我效能感正向调节人际关系压力对离职意愿的影响；旅游从业者人际关系压力中介职业污名感知与离职意愿的关系，且这一中介关系受到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他们总结到，旅游业从业人员有较高的职业污名感知，进而影响其人际关系压力和离职意愿，不利于行业队伍稳定。鉴于此，旅游管理者应加大对从业人员的重视，从培训与开发、绩效和薪酬等方面来构建资源平衡型的人力资源系统，通过增加员工可从组织获取的资源，提升其对职业污名和人际关系压力的应对能力。此外，除补充内部资源外，旅游业管理者还可以从外部舆论入手，联合政府、公众媒体等公信力较高的组织，对公众进行教育，在全社会构建职业平等的价值观，减少旅游从业者的不公正待遇；帮助公众全面了解旅游从业者的生存状态、工作内容，建立起他们真实的职业形象，倡导社会大众给予旅游从业者充分的尊重。旅游从业者较高的职业污名感知从侧面反映出公众对业界人员道德素质的不满。因此管理者需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素质建设，提升其服务意识，进而在公众心中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减少旅游业职业污名。最后，由于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职业污名造成的人际关系压力对离职意愿的影响更强。因此企业需要提升职业和岗位的吸引力，通过职业规划、晋升、工作环境改善等方式留住这类人才，减少优秀人员的流失。
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群体的污名问题引起了孟威（2020）的关注。旅游非正规就业者对旅游经济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却承受着一定程度的污名。文章从污名化的视角研究公众如何评价旅游非正规就业者，尤其是其负面评价，以及非正规就业者的应对策略。文章以广东海陵岛为案例，在2009年、2012年、2016年进行了3次实地调查，获得31份公众样本（包括社区居民、游客、政府官员、旅游企业正式员工）和50份非正规就业者样本（包括流动摊贩、司机、旅游劳工等）。作者将公众的污名化叙事形成22个指标，12个亚类，并最终提炼为5大类。研究发现，公众对非正规就业者的污名普遍存在，其中职业特征和日常行为是最显著的污名特征；存在地域偏见，且形成了地域歧视链；主客之间存在社会隔离，交往意愿不强，且偶有纠纷；疾病歧视不显著。不同主体对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污名认知与旅游地发展阶段存在比较明显的正相关，伴随旅游从探索向停滞进展，污名也越来越从心理层面走向行动层面。然而，旅游非正规就业者在公众污名的压力下，并没有带来“高自我污名”，而是形成了一种“低污名、高自尊”的状态。文章将非正规就业者应对污名的过程理解为非正规就业者在污名下的自我建构，这种建构既是独立的，也可能是相互依存的，既是个体过程，又是群体过程，并提出“个体—情境”解释框架。作者认为，在该框架下，非正规就业者不仅具有了生存技能、应对危机的能力，也能够适应旅游经济规律，掌握应对政府运动式治理的技巧，拥有了选择能力和对抗公众污名能力，保持了相对积极的状态。
五
旅游者污名
旅游者污名是旅游学者着重关注的另外一个主题。Moufakkir学者持续关注旅游者的受污感知及其应对策略。Moufakkir（2015）首先研究遭受污名的游客如何看待和应对令人失望的旅游，探讨了旅游业中的污名理论。他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了到荷兰探亲的阿拉伯/穆斯林游客的旅游体验。由于历史问题，来自阿拉伯地区的移民在荷兰普遍遭受污名，进而探亲游客也不可避免地遭到歧视和排斥。污名化破坏了阿拉伯/穆斯林游客的游客身份，激发了他们的羞耻感、困惑和愤怒。Moufakkir（2020）进一步探究受污名游客的应对策略，他关注戴面纱和不戴面纱的阿拉伯/穆斯林女性游客是如何管理她们在西方旅游目的地受到的双重污名，她们不仅遭受有关移民的污名，还遭受宗教信仰上的污名。被污名的游客对污名化的反应不同，她们试图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如接受污名、隐藏身份与伪装。Moufakkir的研究揭示了包含种族歧视、宗教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复杂污名问题，并为跨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关于旅游者污名的问题，Neal（2020）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到泰国旅游的西方男性如何在道德上辩解他们雇佣泰国性工作者的行为？”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作者借鉴“肮脏工作（dirty work）”的研究框架，引入“肮脏顾客”的概念来分析性旅游者，揭示了游客因与性工作者接触而可能遭遇的污名和道德污点，以及男性游客们的应对措施。作者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一个到泰国进行有偿性行为的西方男性聚集的在线聊天网站进行话语分析，发现：男性游客们为了消除潜在的外部批评和内部道德问题，他们否认性工作的道德污点，抵制外界对该工作及其角色的负面描述，尊重、同情和善待性工作者，对性工作者产生情感依恋，进而与施污群体划清界限，使自己从性旅游的污名中解脱出来。Neal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让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职业污名和旅游者污名概念的理解，以及对二者之间复杂联系的认识。
六
结论
关于污名的研究在西方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近几年在旅游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总体而言仍是一个我们知之甚少的问题。本文推荐的这10篇文献让我们看到，在旅游情境中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污名问题，例如与邻避效应相关的居民对旅游目的地的污名化，以及某些游客群体在异地的污名化，特别是跨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根据旅游与污名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目前主要是几位学者在持续关注。我们对于旅游污名的前因、后果，以及去污化策略的研究还远远未能形成体系，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关注旅游污名问题，让旅游组织获得更高的组织合法性，让旅游从业者更有尊严地工作，让旅游者更加快乐地享受旅程，实现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来源：旅游学刊（LYXK_T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