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入国家战略体系的大运河、长城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在设立工作专班、资源普查、发展规划、项目建设等方面已经有了早收清单。今天，我们总结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的经验，探讨文化和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推进方略，可以说正当其时。
大运河是历史的，当代的，也是未来的。从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由秦始皇开灵渠，曹魏修汴渠，隋朝文、炀通四渠，历经唐、宋、元多次疏浚拓展，到明清漕运而至古代运河发展的顶峰。1911年，津浦铁路通车后，北方河段的航运价值渐失，直至断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中运河、里运河进行了大规模整治。尽管在防汛和通航等方面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预期目标，但是时代变了，有的军事、漕运、水利等功能已经被铁路、公路、南水北调等工程所取代，全面恢复历史盛景已经不再具有现实可能性。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目标不可能也不必要穿越历史回到过去，而是要在功能重构的基础上赋予文化遗产以当下的意义。我们以旅游的名义开发文化资源，也不只是单纯复原历史的时空，而是基于文脉梳理、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让大运河成为沿线省市城乡居民的品质生活空间，也让所有认同大运河、向往大运河的异国他乡的游客方便到访，并获得更有品质的体验。保护文物、遗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是有共识的。我们也充分认识到文化是自上而下的教化，是自下而上的反哺，也是传播互动中的型塑，文之大者，应有为国为民的大格局、大胸怀。作为世界遗产的大运河天然具有教育、研究和传播的功能，决不能以保护的名义而把文化公园封闭起来，动不动就闲人免进。如果把文化搞成了传统文人小圈子里自我欣赏的东西，那将是文化公园建设初衷的背叛。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国际经验表明，越是走近民众生活，就越有利于文化传承。从世界大历史的角度看，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艺术水平的高低，并不取决于个别天才的艺术家，而是取决于有多少人发自内心地欣赏艺术。只有让国民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方便地接触、体验和感悟文化，文化才可以为更大范围和更长时间为更多人所理解、认同，进而得到有效的保护、传承和弘扬。
建设文化公园不是让我们倘徉在历史的时空中，一遍又一遍去怀念逝去的辉煌，而是要慎终追远，擘画未来。在人类文明演化的星空中，每代人都是守望者，也是开拓者，终将烙下属于他们自己的印迹，发出独特的光芒。文化不是化石，也不是标本，而是绵延不绝的生活。文化公园要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收藏到禁宫里的文字、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和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是领袖的要求，也是人民的期盼。
大运河是文化的，政治的，也是经济的。今天视之为文化遗产并呵护备至的工程、遗址、器物等，当初都有具体的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历史上的大运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和文化繁荣的进程中都扮演了关键角色，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漕运，始终是维系中央政权不可或缺，也是最重要的物资基础，“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今天，我们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还面临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可以预见的艰难险阻。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自觉承担培文化自信之根，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魂的作用，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已经实现从旅游资源大国的转变，正在向旅游强国迈进，预计到“十四五”末期，将会迎来一个百亿国内旅游人次、十万亿旅游收入的超级大市场。小康社会的旅游将是美丽风景和美好生活的有机结合，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旅游项目不仅是大尺度的山水空间和大场面的主题公园，还有广大民众可触可感的室内乐园、社区公园和郊野公园。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远不是划定保护区圈几块地，建几座博物馆收藏些文物这么简单。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理念和要求要贯穿于规划、建设和运营的全过程，统筹城乡发展、居民休闲和游客分享，让运河丝毫没有违和感地融入百姓日常生活空间。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的规律，用大众听得懂的语言和易接受的方式展陈大众感兴趣的内容。要善于以科技承载文化，用科技表达文化，在历史和现代的交汇点，研发面向当下和引领未来的现象级项目。
绵延的文脉、丰富的遗产、各自精彩的城市和乡村目的地，对于绝大多数游客而言，一次性游遍运河沿线所有地段和标志性项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办？可以时间换空间，白天的时间不够的话，还有经典夜游项目。可以借鉴欧洲一程多站的内河游轮经验，串起四季运河的休闲、亲子、研学、体育、时尚、丝绸、康养等跨区域旅游项目。
市场经济和商业力量是双刃剑，在对文化遗产合理利用的同时，也要防止过度商业化的倾向。在历史文化名城和古村古镇开发过程中，不乏过于强调房地产项目对于资金平衡的作用而大拆大建，以及经营过程中过度商业化而走向文化和旅游两失的教训。冠以国家名义的文化公园，无不具有深厚的历史记忆和浓浓的家园情怀，完全不必也不能为了迎合市场而媚俗。不是所有的器物都值得永久保护，不是所有的风俗都需要世代传承，该保护就保护起来，该消亡的也没必要强加挽留。运河文化的正确打开方式是梳理文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观众和游客对正能量的追求，形成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典范。
大运河是地方的，国家的，也是世界的。2014年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决定将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自那时起，绵延1011公里，58处遗产包括闸、堤、坝、桥、水城门、纤道、码头等水利工程遗存，仓窖、衙署、驿站、会馆、行宫等配套管理设施，还有一批古建筑和历史文化街区，像许多文化遗产一样，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地标，也是“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
对于大运河这样大空间尺度的文化遗产带而言，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应坚持“大开放、小封闭；模块化、多功能”的指导思想。从首批建设的国家文化公园来看，普遍具有分布广、面积大、地域环境迥异、文物与文化资源类型丰富、权属复杂等特征。长城、长征、大运河三大国家文化公园，涉及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覆盖面积达百万平方公里，沿线分布有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文保单位、博物馆等类型丰富、体量各异的文化空间和带状文化遗产，也是极其宝贵的旅游吸引物。这些特征使得集中规划和封闭运营的传统思路变得不再可行，替代性规划思路是开放式文化旅游带。在一些特殊的节点，出于严格保护文化遗产和文物资源的需要，或者有利于文化旅游经营的需要，可以考虑进行小范围的封闭，但是总体上不改变其“大开放、小封闭”的空间格局。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具有遗产丰富、类型多样、点线结合、带状分布的空间属性特征。无论是起点北京的海运仓、通州，终点的杭州，还是天津、德州、沧州、临清等因运河而兴盛的北方城市；无论是淮安、扬州、苏州、杭州等“东南四都”，还是苏南、苏北运河全长683公里“黄金水道”，或航运、或防汛、或灌溉、或休闲，或遗产，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运河文化。从现有的上位规划和项目建设来看，将来会有更多的博物馆、美术馆、公园、景区和节事活动沿运河展开。要在文化遗产如何融入所在城乡的居民生活上多下功夫。只要市民认可，游客满意，各地在运河文化中的地位自然也就树立起来了。
为完善大运河等国家文化公园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国家层面宜明确统一的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和实施国家文化公园的划定以及相关管理政策法规，明晰不同地段的特色与功能，分类指导其文物保护、文化传承和旅游发展工作。国家文化公园具有极强的公益属性，文物保护和修复、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工程、基础科研投入和对外传播等费用来源应以财政资金为主，探索建立文物保护利用的公益基金。积极发挥企业、社团、非盈利组织、社区以及个人的作用，建立政府主导、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的国家文化公园治理模式。大力发展志愿者队伍，尤其是应鼓励具有专业能力的志愿者加入到文化保护传承义务工作中来。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把大运河建设成为文物有保护、文化得传承的国家文化公园样本，建设成为生活高品质、游客可分享的美好生活新空间。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把大运河建设成为承载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推动人类文明永续向前的时代工程。
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本文系戴斌2020年9月4日在“大运河文化旅游产业合作论坛”上的主旨演讲，有删节
